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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知是不可为而为之，这是君子之行。朱由检不认为自己是君子，甚至还觉得自己的素质有待降低，高的道德感带给他的只能是痛苦和折磨。
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，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正是在崇祯元年爆发。那些个耳熟能详的大贼头：王嘉胤、高迎祥、张献忠、王自用，都是在这一年起事的。
对于注定徒劳的救援，朱由检不愿意将宝贵的物资投入进去。他甚至已经做好了将兵力撤回偏关以东、秦岭以南的最坏打算。陕西注定是一个烂摊子，这是天注定的，不是人力可以扭转的。
那些觉得可以招抚的官员，是基于他们侥幸地认为，只要维持住局面，年景总会慢慢变好的。然而朱由检却知道，这不过是奢望罢了。
陕北百姓很可怜，但是其他地方百姓的命也是命，朱由检做不到牺牲其他地方百姓的命去救陕北的百姓，再怎么样，到头来也还是一场空。
那片土地已经渐渐不适合人类生存了，按照以往的经验，秋收的时候就是灾民彻底爆发的时候，陕北“火药桶”将被引燃。如今的朝廷还是别妄想救灾了，先考虑怎么样顶住灾民的冲击吧。
树挪死，人挪活，或许陕西唯一的出路是将百姓迁走。可是山西也是人口大省，干旱的情况只是比陕西稍好，而瘟疫的严重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。陕西要迁民，就只能往南入四川、湖广，往西跑去乌斯藏、吐鲁番。
不过相比于百姓，最要紧的是先把那些活不下去的兵调走，没有边军的加入，流民都尚且还能镇压。
朱由检决定把陕西的兵调往山西甚至是燕山防线，或许大明的兵力安排头重脚轻，不仅仅只是为了防备辽东，还是因为中西部养不活那么多的人。
朱由检是绝望的，推演局势越是深入，越感觉到了无解。这就是他摆烂的原初动力：保住自己这条狗命就算不错了，其他的人哪里顾得了那么多？！
好像最优解就是趁着现在局势还不错，麻溜地跑路迁都南京。不然留在北方就是一条死路，就算运气爆棚捏死了建奴，也还是个死。
对于朝廷和他个人而言，最宝贵的资产其实不是地盘，不是百姓，甚至不是钱粮，而是大明最能打的那几个兵团。
目前来说，就是朱燮元、秦良玉的川军兵团，袁可立的辽西兵团。孙承宗的三边军、孙传庭的延绥精骑、宣府大同边军等，只能算半个。
只要精锐兵团还存在，只要存在，甚至不需要打赢，那他就不算输，那么他这个皇帝就可以号令天下。
可笑秦良玉还以为他飘了，却不知道他这个大明皇帝比任何一个人都要悲观。与其说飘了，不如说是破罐子破摔，及时行乐。
不过悲观也有悲观的好处：悲观到朱由检的这种程度，抗压能力就会特别强，因为把所有最糟糕的可能性都预料到了，所以轻易不会感到绝望，韧性会超乎想象。毕竟：再糟糕也不会糟糕到哪里去，不是吗？
既要又要就会什么都得不到，搂住自己能够搂住的，搂不住也不要勉强，日子还是要继续过下去的。
崇祯元年四月九日，大明各地举行了武举乡试，选出了七百名武举人，较历年人数翻了三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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