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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党无派，千奇百怪。除却地域性党派，诸如浙党、闽党等政治性党派，阉党、东林党、帝党等，还有一个奇奇怪怪的党派，那就是西洋派，或者说西学派。这一派别的核心人物，那就是徐光启。
徐光启这一生著作繁多，既有对西方著作的翻译，如《几何原本》《泰西水法》等；也有自己的核心著作《农政全书》。在西学领域，徐光启独步天下，未逢敌手；但在教育领域却声名狼藉，因为他的弟子孙元化可把大明给坑惨了。
老头六十六岁了，跟袁可立同年。虽然学的是西学，长得却有几分仙风道骨，注重仪表，比起略显潦草的袁老头，倒是更符合大明传统士大夫的形象。并且他没有像其他官员那样留着那该死的长指甲，这一点足以好评。
说起来也惭愧，大明现在除了小皇帝，身居高位者就只剩下这群当打之年的老头了。
一个是老头们确实很强，还有就是朱由检虽然可以任命官员，但也要遵守基本的规则。任命资历功劳足够的官员，那叫顺水推舟；任命自己小舅子，那就是乱命，臣不奉诏了。
徐光启有幸被邀请进入内廷，混了一顿青云宴。不过这可能是朱由检开办过的最寒酸的一次宴请了。
御花园内，身穿名贵团龙袍和身着三品绯红孔雀补文官袍的徐光启，蹲在地上用金铲铲铲着御花园地里的甘薯苗。这玩意是徐光启进献《甘薯疏》的时候夹带的，朱由检一时兴起给种下了。
甘薯这种作物在万历年间就传入大明了，在两广、闽南种植得不错，亩产最高能够达到几十石，把大明的官员都震惊了，于是就有人开始尝试着推广，徐光启就是其中的一员。
他最早将甘薯引进到松江府种植，大获成功；再往北带到天津，却没有这么顺利了。
番薯这种作物耐干旱，对土地肥力依赖不强，但是却不耐寒，扦插种植没办法在北方推广，只能用块茎来种植，冬天还要放到地窖保温储存，不然会烂。南方几千斤的产量到了北方就只剩下七八百斤了。
御花园里面的甘薯长得也很磕碜，不像在南方，一颗苗可以蔓延出去一大片。在北方种植的时候，甘薯都缩起来了，一颗苗只发出去七八枝向天生长，不趴着，枝条也只有小臂长，苗子不绿，焦黄干枯。
朱由检都以为要绝收了，但当他用黄金小铲掘开土层后，却看到了一簇簇的甘薯。
松松土提起来一看，这一株苗上有八个番薯，长得有点短圆咕隆咚的，表皮麻麻赖赖十分粗糙，个头也不大，跟丑丑的拳头差不多大，但不管怎么说，好歹没有绝收不是？！
除了番薯还有木薯，这玩意朱由检种着玩的，要他吃是不敢的，最多喂马。几百年前的西瓜都有毒，谁知道现在的木薯吃了会不会死人啊？！
朱由检可不想拿自己的小命去实验，不过用来喂马和大象很不错，它们吃了就醉，醉了就睡，长膘。
朱由检没觉得怎么，继续开挖，倒是徐光启给整得有些不自信了。为了避免被扣上欺君之罪，他给自己开解道：“陛下，橘生淮南为橘，生北为枳，此地气水土异也。
臣曾于天津试种甘薯，初因水土不服亦产量微薄，后改良栽种方法，终得亩产数石。陛下若允臣再试，必能令此‘南薯’在北地亦尽展其能，不负圣心。”
“无妨无妨，朕初次试种便有所得，亦算得上天选老农了。”朱由检举着铲子，笑容灿烂地说道。
砂砾在黄金小铲上留下了深深的划痕，泥土将昂贵的云锦龙袍弄脏。徐光启历任三朝，却从未见过如此帝王，如果皇帝手里拿着正经的农具就更好了。
挖了几斤甘薯以后，朱由检命人在花园里架起锅灶现场烹饪。首先是水煮甘薯，朱由检种的甘薯有两种皮，大部分是红皮，少部分是紫皮，但很遗憾，拨开以后都是白肉的。
徐光启在《农政全书》记载甘薯“皮薄而朱”，不过朱由检种出来的这玩意皮有点厚，表皮之下还有一层皮壳，苦涩梆硬卡嗓子，不好吃。
里面的白肉吃起来跟木薯很像，明明是水煮的却依旧卡嗓子，中间的芯纤维粗糙塞牙，总之这玩意不好吃。
徐光启见皇帝伸着脖子咽得难受，眼皮直跳，王承恩连忙递过来一杯茶水让皇帝顺顺喉。
“徐侍郎，你打算在北方推行甘薯种植，有何难处，需要朕如何支持呢？”朱由检问道。
徐光启胸有成竹，论说起来自然是滔滔不绝，他于是朗声道：“启禀陛下，首难在于‘民不信其利，官畏其烦’。北地百姓素重麦粟，视甘薯为南蛮异种，恐其‘味不如谷，藏不如粟’，更忧试种失败荒芜田亩。
臣于天津试种时，乡老便称‘薯根岂敌五谷？毋乱祖宗田制！’；地方官亦多安于‘农桑旧法’，若无朝廷旨意，必以‘试种需费、收成难料’为由拖延，正如臣在江南推广时，府县起初亦持观望态度，直至抚臣亲勘才得施行。
恳请陛下降《劝种甘薯诏》，晓谕天下‘甘薯可当荒岁之粮，一亩收数十石，其利十倍于谷’，并令户部将种植成效纳入地方官考成，种有成者升赏，怠惰者参劾。
次难在于‘种秧难北运，寒土难育活’。甘薯喜暖，江南育秧运往北方，数千里陆路，春日寒风易冻坏，夏日酷暑易腐坏。臣试种时以土筐裹秧、沿途浇水，仍折损过半；且北地土壤多碱，春播地温低，薯种易烂。
臣在天津采用‘客土法’、‘暖窖法’，虽使薯种发芽，但工本甚巨。
故请陛下于顺天府设官员专司甘薯育苗，拨内帑于淮安、济宁各建‘育秧暖房’，以陶缸盛沃土育秧，待清明后用官驿快马递送北方，运费由户部核销；令工部烧制‘陶制育秧盆’分发各州县，教民以牛粪、草木灰拌土育苗。
终难在于‘荒年易盗掘，丰收易贱卖’。甘薯埋于地下，丰收之年易遭流民盗掘，今岁山东饥荒时，便有‘掘薯充粮，田主追讨致斗’之事；若一州一县独种，丰收则粮价暴跌，如福建引种时，曾因商贩囤积，薯价贱如泥土。
因此，恳请陛下令刑部定《盗掘甘薯罪》，凡盗掘他人薯田者，按‘窃谷罪’加二等论处，地方官纵容者连坐。
陛下，甘薯虽微，实系国本。北地若广种此薯，遇荒年百姓不致流离，兵饷可足；丰岁谷薯兼收，仓廪可实。
若蒙准行，臣愿亲往顺天、河间二府督种，以三年为限，必使北方田野皆有薯根，不负陛下爱民之心！”
“命户部于北直隶、山东各府设‘甘薯常平仓’，丰年以每石银五钱收购，荒年以三钱平粜，价差由国库补亏，兼可作军粮储备。”
朱由检点了点头，又摇了摇头说道：“朕以为种植甘薯一事难以推行，最根本是因为朝廷的税收，收五谷而不收甘薯。
甘薯可以作为应急的粮食，却不能作为国家储备，因为甘薯不耐储存。人偶尔可以吃甘薯，但是吃多了却容易胀气，所以甘薯并不能作为主粮种植。但甘薯最大的优势是可以在不能种植五谷的地方种植，就比如现在的陕西。
古人云‘大旱洪水之后必有蝗灾’，蝗灾之下五谷绝收，甘薯却不为蝗虫所喜，这就是甘薯的一个好处。甘薯喜温其实并不喜湿，保苗之法太过靡费，可以尝试直接用甘薯切块来种植。”
“陛下对于甘薯竟有如此深的研究？！臣佩服。”徐光启恭维道。
朱由检撇撇嘴，说道：“朕近日反复思量，一条鞭法看似简便，实则苦了百姓。不如改回以往的税法吗，依据比例征收实物税，由官府统一折卖后再缴银入库，徐卿以为如何？“
徐光启闻言，皱眉说道：“陛下仁心可鉴！此法确能免去商贾压价、胥吏勒索之弊，只是
官府增设采买、储运、变卖诸环节，势必要增派差役、修建仓廪，加之各地物价参差，稍有不慎便会入不敷出。贸然改制，恐税收不增反降。”
“你说的朕也考虑过。然天下事哪得两全之策？凡事皆有利弊两端。
江南赋税繁重，粮价低贱，是以百姓多植桑麻以应重税。就说那松江府，棉作占十之有七，稻作仅十之有三，百姓常以棉、纱、布折算赋税。
倘若棉价骤跌，百姓便易因税银不足而倾家荡产，沦落为士绅家奴。
你要推行甘薯，按照你说的几条计策，还是很难让百姓遵从的。强令下去虽然是好心，但也依旧会造成民怨。
你跟毕尚书商量一下，哪里干旱比较严重，就先推广种植甘薯；北方原本收成还不错的地方，就不要折腾了，以免步子迈大了扯着蛋。
最优先的是将这玩意在陕西推行下去，种植以后就按照三十税一收甘薯，原本的粮税适当减少，替换成甘薯税，这样百姓就愿意种植了。”
国民生产总值在短时间内是很难有大的提升的，所谓改革就是改变利益的分配。
朝廷想多拿，要么损害士绅官僚的利益，要么进一步压榨百姓，要么两者一起压着，哪能凭空变出钱来呢？有时候国民生产总值蹭蹭上涨，工资却不增反降，为什么呢？
其实种地，朱由检很业余，但论起吃东西，他是专业的，专业吃货皇帝今天让徐光启开了眼。
除了刚开始那锅水煮白薯难吃得要死以外，还有红烧肉炖白薯、白薯糖、油炸白薯、白薯粉条、烤番薯、番薯粥、酱腌番薯、酸番薯、番薯丸子、地瓜烧！
肥肉搭配白薯其实是一绝，这玩意很吸油，淀粉混入肉汁之后就成了粘稠的勾芡，使得红烧肉的口感更佳。
明代虽然已经有了炒菜，但对于各种菜式的开发还是不够的，加上这时候人们有什么好点子都当成秘法，概不外传，所以做菜的方式还不够丰富。
地瓜烧口感不如黄酒，但这对于这个时代来说意义重大，意味着番薯从一种杂粮变成了经济作物，也能减轻酿酒对于粮食的损耗，毕竟古代的时候因为粮食缺乏禁酒也是常态了，官府收甘薯难卖，难运输，正好用来酿酒，供应北方苦寒之地的军队。
至于甘薯淀粉，这玩意提取不容易，需要大量的水，只能在南方推广，北方是没有办法了。不过做成淀粉以后，就可以长期储存了。
这些吃食，有些是刚刚挖出来的甘薯做的，有些是之前就准备好了的。徐光启那么会写，刚好可以把这些菜做成菜谱宣传出去。
当然，灾民是整不起这些花样的，他们只能吃烤的、水煮的，甚至是生啃，但是社会认可度提升以后，可以提高番薯的身价啊，这样农民就愿意去种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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