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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完仗以后，朱由检的强硬态度开始放松，朝廷开始尝试着往陕西输送粮食。
令人绝望的是，朝廷的十万石粮食送到西安以后，就只剩下不到两万石了，这两万石全部被洪承畴提走，一粒粮食都落不到百姓的手中。
因为官军也正处于饥饿之中，还需要顶在前线拦截南下的农民军，如果不优先保障军队的钱粮供给，那他们就要造反了。
干旱继续蔓延，从陕北影响到了关中，关中大河断流，甚至连天堂一般的陕南都出现了旱情。在水稻种不活的情况下，种了几百年水稻的陕南的百姓不得不开始尝试起了种麦子，还有那官府发下来的甚劳子甘薯。
甘薯在陕南的产量惊人，均产达到了七八百斤，洪承畴于是免除了陕南的税银，统一征收甘薯，并且将甘薯的价值定得很低，几乎是按照南方的甘薯价格来定的。
一路搜刮下来，朝廷拿走了七成粮食，给百姓留了三成，陕南的百姓勉强处于饿不死的状态。
徐光启对于洪承畴的做法非常不满意，他认为洪承畴这种做法会极大地打击百姓种植甘薯的积极性，陕南百姓种植甘薯到头来得到的口粮比种植粮食还少，那明年想再忽悠他们种甘薯还做得到吗？！
而面对徐光启的指责，洪承畴表面认错，就是不改，公文回复得极其敷衍。
洪承畴觉得徐光启就是看到陕南的甘薯产量不错，想给自己推广番薯失败的行为挽尊，他高坐在朝堂里面，哪里知道民间疾苦。朝廷的粮食又运不来，不从陕南抽调粮食，难道让整个关中地区的军民饿死吗？！
干旱还向东蔓延，山西也开始出现旱情。山西距离京师更近，又是重要的兵源地，朝廷没有理由不去赈灾。
减产和赈灾一套组合拳下来，陕西、北直隶以及山西部分地区都成了朝廷的负资产。夏收税银从元年的一千八百万缩减成了一千二百万，而粮食征收的情况更加糟糕，从去年的一千二百万石减少到了如今的六百几十万石，几乎是打了个对折。
这还仅仅是收到的税，并非转运到京师的税，不仅需要留存地方，起运的银子从地方到京师又要不少火耗。好消息是，河道总督被处死之后，京杭大运河终于不堵车了。
七月朝廷夏税收完，八月初第一批漕粮就运到了北京，这就是朱由检跟汤豫所说的新米。
北方种稻少，麦粟多，麦子口感粗糙，一般是给牲口吃的，战马的主要口粮就是大麦和黄豆；粟米也就是小米，口感可疑，只有穷人才吃；豆饭吃多了胀气，唯有黄米的味道、口感俱佳，所以大明的狗皇帝一般吃江南进贡的优质大米。
本来想着打完仗了可以抽出手来照顾一下陕西，结果恶化的财政又给了朱由检当头棒击，所谓胜利的喜悦、中兴的希望如云梦泡影。明末的底色，归根结底仍是绝望的。天行有常，不为尧存，不为桀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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